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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大造声势，使金案未审之前就已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道，对于司法过程和司法权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应该说，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案件的深入报道和舆论监督，对于增加司法透明度，监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审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败，培养公民法律观念和程序意识，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宪政难题是，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的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新闻媒体固然可以反映民意，但它同样可以激起甚至制造民意。当法院处于新闻媒体所激起的公众舆论喧嚣包围时，强大的舆论有可能对公正审判造成巨大压力，使法院审判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

    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危险，即使在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为了维护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原则，法院和法官历来都对新闻媒体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戒备心理。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OliverWendellHolmesJr.，1902～1932年任职），就以不读报纸而著称。

    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干扰法院独立审判，长期以来，美国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对法庭的审判活动只能进行文字描述，一般禁止拍照录像和实况转播法庭审案过程。全美三大电视网和CNN对法庭审判过程进行报道时，所配画面通常只是法庭速写师提供的速写画。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的整个审理过程经电视实况直播，在美国司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例外。1980年代后，这方面的法律和规定有所松动，在一些州法院，一般由主审法官决定是否允许拍照录像和实况转播。但是，在各级联邦法院，限制仍然比较严格。

    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干扰和影响陪审团的独立判断，1966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C.Clark，1949～1967年任职）在谢泼德诉马克斯威尔案（Sheppardv.Maxwell，1966）中指出：“鉴于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煽动能力，以及将陪审员与有偏见的新闻宣传隔绝开来的困难，初审法院应采取强有利的措施，以保证法律之天平不会倾斜。”克拉克法官裁定：“将陪审团与外界相隔绝这件事，应该由法官主动向律师提出。在案件审理期间，如果偏见性的新闻报道造成刑事审判有失公正，法官应下令重新审判。”

    依照最高法院的判例，法院有责任防止新闻媒体干预公正审判。法官、律师和刑事案中的公诉人有责任挑选对案情“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出任陪审员，并使陪审团与媒体的新闻报道暂时隔绝开来。在审判期间，法官有责任告诫陪审员，不得接触任何媒体传播的新闻和消息，只能将法庭所展示的证据作为判决的惟一根据。此外，法官可以依法限制涉案人士与媒体接触，推迟案件审判时间，变更审判地点，改变管辖法院。

    在金案中，加州地方法院法官下令将审案地点由洛杉矶县迁到温杜纳县（WenturaCounty），对审判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温杜纳县是洛杉矶地区警务人员的聚居区，民性保守，对警方权威推崇敬仰，白人占人口总数60%，黑人仅占2%。在这一地区挑选出的陪审团，显然对被告比较有利。

    在加州地方法院审判时，涉案警察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此公以如簧之舌对陪审团解释说，警察群殴嫌犯完全是由于自身的紧张和恐惧。美国社会枪支泛滥，警察的日常工作充满危险。即使是检查超速、开罚单等小事，警察仍然如临大敌，如履深渊，一付随时准备拔枪射击的架式，犹如惊弓之鸟。根据警方的经验，那些因超速、闯红灯等小事违规，但在警察尾追时拼命逃窜的嫌犯，绝大多数都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毒品贩子。这一合理猜测，使警方从一开始就已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状态。

    被告律师辩护说，罗德尼·金的身板儿异常强壮，在拒捕时，他一人轻松打翻4名警察，而且抗住了高压电警棍的两次击打。律师指出，当遇到这类难以制服的拒捕嫌犯时，警察动用警棍是合法的，法律不应追究执法者的刑事责任。律师强调，根据未经删剪的原始录像，当金向鲍威尔警官猛扑过来，威胁到警官的安全时，他们才被迫挥动警棍。

    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当金被最初的一阵乱棍打倒在地，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为啥警察还要继续施暴呢？这最后阶段的攻击是否有必要呢？

    被告律师根据录像慢镜头解释说，金被打翻在地后，一直不停地滚动，并多次试图站起来，对警官的反复喝令置之不理，结果造成警察执法过当。对警察来说，如果不将拒捕案犯彻底制服并铐住，那等于是失职。此外，如果细看录像慢镜头，就可以发现，在雨点般打向金的56记警棍中，有23记打空了，根本不能算数。

    被告律师还特别强调，如果金不拒捕，那么殴打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对白人警察的一个极为有利的证据是，在案发之夜高速逃窜的汽车中，还有金的两个黑人哥们，他们老老实实地遵循警察命令，结果毫发无损。由此证明，金的指控——白人警察出于种族偏见故意殴打无辜黑人——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被告律师的这番滔滔雄辩，新闻媒体并未详细报道。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审判期间，法官可以下令控辩双方不得向新闻界透露案情，使审判过程不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影响。然而，法官这种坚持司法独立的倨傲立场，却使庭外民众无法及时得知案情中那些有利于白人警察的证据，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1992年4月，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作出裁决，宣布4位警官无罪（对鲍威尔警官一项罪状的指控未定）。仅仅两小时后，熊熊大火在洛杉矶四处燃起，黑烟弥漫，枪声四起，很多人趁火打劫，涌进商店哄抢。法律和秩序彻底陷入瘫痪，大片城区陷入火海，损失程度远远超过了1960年代的黑人城市暴乱。更为严重的是，暴乱出现蔓延趋势，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动乱迹象。老布什总统不得不调兵遣将，下令联邦军队和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市平暴。

    暴乱发生后，责怪和谩骂纷纷指向陪审团，陪审员被骂为纳粹种族分子。面对指责，一位隐姓埋名的陪审员辩解道：“金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嫌犯”，“同车的两位黑人遵纪守法，但金自始至终都在拒捕，所以警方别无选择”，“一直是金在主导整个殴打事件的过程”，“警察并不是天使”。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陪审员接受媒体匿名采访时说：“如果仔细看录像的慢镜头，很多时候警棍并没有打到金身上”，“金受到的伤害不是那么严重”，“警察的所作所为属于依法行事”。

    在一片混乱和愤怒之中，哪里还有人会注意听陪审员的解释。而且，1992年是大选年，洛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