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章 海上丝绸之路 (第2/2页)

人，每个预选人要有三个官员联名推荐，然后由枢密院择选；正式上任后，若在三年内无任何过错，才能获取奖金。在当时的说法就是等到正式上任后，“如在任终满三年，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仍令本路转运使、副保奏，当与酬奖”。你瞧瞧，选一个市舶司使，比挑一个宰相还费事。广州市舶司建立后，北宋又陆陆续续，在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陆续设置了七个市舶司，把“广州模式”推广到东南沿海，敞开国门赚钱。宋代最繁盛的两大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广州，自隋唐以来，尤其是到了宋朝，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大商港。据《宋会要》记载，广州自宋太祖以来，兴设市舶司，收课舶税，收入“倍于他路”。广州港的市舶收入，最高年份竟达全国市舶总收入的90%以上。公元12世纪，阿拉伯人爱德利奚在他的《地理书》中指出，中国最大的港口是广州，西方国家的商业，大都以此为终点。西方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也多以广州为起点计算距离各国的里程和航行日数。两宋又扩建了广州城，建筑了广州蕃坊。为了外商子女读书，学中国古代文化，到了宋神宗熙宁末年(公元1077)还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负籍相踵而来。泉州港，到南宋时，已经可与广州相比美，留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不仅有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而且还有意大利人等。这些人中不仅有商人，而且还有传教士和旅游者。

    在太宗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政策下，宋朝的贸易范围远超唐朝，有历史记载与大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六十多个，进出口总额占宋朝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之多。这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简直是个奇迹，后世评价在宋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先兆或者说是萌芽。除了拱手送上关税，海外商人还将宋朝特产源源不断地贩运出去，其中最典型的是瓷器，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波斯湾西亚诸国乃至非洲的埃及等地，阿拉伯帝国的王公贵族都以收藏“中国瓷”为荣，“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变成“瓷器之路”。直到今天，仍有外国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东非史是由中国瓷器写成的”。同时太宗也鼓励宋人去海外摆摊，并出台了完备的管理制度。由于出海贸易的主力军是沿海船户，为便于控制和征税，太宗给这些船户另编户籍，他们每次出海都要在当地官府登记，严禁走私；贸易归来，他们要到市舶司接受抽买否则将受重罚。这些条令虽说严苛，但到底给了沿海居民挣钱的机会。国家税收也因此得到大大的增加。

    海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船只。宋朝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所造船只体型巨大、结构坚实，可载几百人，同时足足囤够一年的口粮，甚至能在船上养猪、酿酒。交通工具如此便利，“出国摆摊”不再只是沿海居民的专利，而成了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的全民热潮。就连和尚、道士也动了凡心，纷纷出国做生意，杭州僧人净源就是知名的海商，温州道士王居常也是“国际贸易圈”中的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也是“出国摆摊”的带头人。他被贬到海南后，设法将东南亚的苏木倒腾到四川，狠狠地赚了一笔。看来苏大学士不光文章写得好，就是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

    抛开经济利益不谈，这些出国摆摊的宋朝海商不断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过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中世纪的海洋上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个人品牌”，撑起了宋朝的脸面，使宋朝在“国际贸易”上更有话语权和主动权。宋朝船队每次出行都会引发轰动，当地国王、高官将这些身份普通甚的海商视为“上宾”，专门安排隆重的接待仪式，全国百姓纷纷赶来围观，送钱送物地慰劳他们。当然各国商贾讨好他们另有目的，以便搭乘先进的宋朝商船展开更广泛的海外贸易。

    就这样，宋朝的财富从海上滚滚而来。太宗时期的财政有了明显好转，后期各在位的皇帝也坚持了这一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海外贸易持续繁荣。仅在皇祐元年（1049年）这一年，宋朝的海外贸易总收入就有1.2亿贯之多，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达80万两以上。正因如此，国土狭小且积贫积弱的宋代在经济上仍能保持优势，这也再次证明：唯有开放才可富国。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不但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也是有相应的实物可以佐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