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章 百官之表率-田锡 (第2/2页)

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太宗朝的官吏即使有种种不同的表现，但对田锡都表现出相当的尊敬和佩服。田锡的所作所为还深刻影响了范仲淹、司马光等人，范仲淹为官标准：不论高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都能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被评介为千年来第一完人的范仲淹，也是从田锡处吸取了大量的精神力量。田锡、范仲淹等北宋名臣堪称政治家中正己修身的楷模，皆为忧国忧民的好官。

    田锡还主张“提倡廉洁，亲民为先”的理政思想。田锡言：“其间廉吏虽多，抑亦贪夫不少。贪者偶无彰露，刑罚宁加，廉者未有升闻，旌酬弗及。”其实现在廉洁的官员还是很多的，但是贪官污吏也不少，贪污的人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威慑作用的刑罚不能没有，对于廉洁者没有升迁的消息，也没有表彰加薪予以鼓励。奖赏，处罚，分明有序，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虽然廉洁是为官的基本要求，但是没有相关的制度进行保障，也没有相应的措施进行纠偏，肯定会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不良的影响。田锡言：“奏其善者，则不善者自彰；奏其不善者，则不廉者自显。”如果上奏并表彰好的，则不好的人就会知道自己的缺点。如果反映不好的事情，则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不廉洁就应该被处罚，则反思自己应该主动加以改正。田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弘扬廉洁的精神，奖励廉洁奉公的人，则贪官污吏自然就少点，所谓正气上升邪气就会处于下风。也充分意识到了舆论的重要性。充分的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工作。田锡言：“扬清激浊，实为致理之先；移风易俗，宜自亲民之始。”弘扬廉洁精神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一个环节；对于治理社会，应该体查老百姓的疾苦为先。

    田锡的许多言论直接指出了太宗在官制，行政制度及用人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毫不客气的批评了太宗大权独揽的错误，要求他各司其职，君臣共治，而不必什么事情都太宗自己亲自动手，亲自过问。即使太宗本人有过错，田锡也会马上指出相关问题。从不考虑自己的言论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也不想想太宗是否能承受自己的言论，会不会在太宗一怒之下丢掉自己的官位甚至自己的性命。田锡为官期间的众多奏议体现了这位北宋名臣心系百姓的思想，也体现了其许多关于施政方面的政治主张，田锡其“直臣”之风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宋政坛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然，在此我们也应该大声的为太宗喝彩。太宗其人极为好面子，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总想超过他的哥哥宋太祖，建立更大的功业。但是太宗的容人之量也真正值的称道。虽然有时候会给臣子说的面子挂不住，甚至心中大怒。有时也会情急之下，拂袖而去。但终究太宗还是会反思自己，不加罪于进言之人。所以宋初的社会还是整体好转，不断向前发展。

    太宗朝时期不但张齐贤，田锡等大臣总是上书直谏，还有众多的名臣如谢泌，寇准，姚坦，吕蒙正，徐铉等也是经常直言进谏。太宗对寇准的评价是，朕有寇准，就如唐太宗有魏征一样。不管他是否自我吹嘘，还是体现了太宗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想法。也曾对吕蒙正说，朕如果有什么过失，你不要表面顺从。对李穆等人说，即使批评朕的话是错误的，哪怕是浮夸的话，也要说给我听。即使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也要君臣共同商议，这才对国家治理有帮助。太宗的话，太宗的态度，真正体现了他大度的胸怀，也消除了大臣的顾虑，能让大臣勇敢的进言直谏。太宗的总体态度应该得到认可，就如谢泌所说的那样，“陛下能够从谏如流，所以臣子能直言进谏。臣子感到不胜荣兴。以前唐代末年，有个叫孟昭图的人，早上向君主进谏，晚上便失踪了。前代这样的做法，怎么可能不灭亡”。太宗时期，不但臣子敢于直言进谏，而且慢慢形成了一种制度。定期召集百官集体商议军国大事。而且在议事之前将议事的纲目提前发给各大臣。发出通知，给出议题，集体讨论，表决通过。当然最终能决定事件走向的，还是太宗一人。但这样的形式，至少能使太宗全面的听取各种意见，深入真实的了解事件真相。从而能使太宗即使最终由其决定事项，也能参考集中官员的各种意见，作出比较公允的选择，有利于朝政的正确处理。

    太宗时期还进一步完善了机构建设，更有利于臣子的进谏。太宗设立了登闻鼓院，崇仁检院，思谏检院，申明检院，招贤检院。并将左，右补阙改名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名为左，右正言。从官名上就可能知道太宗对臣子的要求，即从查漏补缺，拣拾遗忘的职能改变为进谏正言。上述措施确实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甚至京城的百姓也有击响登闻鼓而惊动太宗本人的趣事。一日，有一百姓击响登闻鼓，太宗急忙宣召上殿，问道：“你有什么紧急的事要报告？”那个百姓答道：“我有一头成年的公猪丢失了，我指望它发家呢，现在猪丢失不见了，我的生活也成大问题了，更谈不上发家了。我是完了。”说完是满脸失落的表情。太宗君臣还以为是什么大事，一听大家都是哭笑不得。但是太宗也没有责怪此人，反而下令赏赐了他一千钱，补偿那头猪的价值。太宗还是笑着对宰相说：“这样的事情也要让朕来听决，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老百姓这样的事也来找朕，说明在他们心里对朕是信任的。如果这样小的事也能让我知道，那么天一应该没有大事情会是我不知道的了。天下也应该没有什么冤情了。”太宗牛皮虽然吹的邦邦响，但是做的这些事还是值的称道的。

    为进一步实现君臣共治，达到更好的治国效果。太宗还在公元993年恢复了封驳制度。所谓封驳就是职官如果认为皇帝下达的诏令有所不妥，可以退回。退回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有时是直接封还诏书，不向下传达。有的是退还时提出理由和建议。这一制度完全是对皇权的制约了，皇帝的权力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和平衡。这当然需要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极大胸怀和自制力。太宗后来甚至规定，一切诏令都要经过向敏中，张咏审核后，才能向下发布。当时张咏就曾因张永德打死一小校一事而对太宗的诏令进行了封驳，把太宗处理张永德的诏令退还。以上种种制度及措施能够说明太宗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真正进行了君臣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当然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称得上是一位虚心纳谏的开明贤君。